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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的博客

三农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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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男,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兼职:农业部、水利部、卫生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新华社首批特约经济分析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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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说一号文件:体现三大政策调整 任务艰巨  

2006-01-04 16:58: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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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作者:谭新鹏

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用“似曾相识燕归来”形容刚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他说,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类似的一号文件。这些文件当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并且使农民连续7年收入增加。

  农民收入的增长拉动了内需,拉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这种典型的扩大内需高增长,人们认为和当时的5个一号文件有很大关系,因此,今年再次出台一号文件时,人们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政策信号。

  温铁军认为,从内容上看,此次出台的一号文件和上个世纪80年代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有很多相同性,比如都强调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等内容。“前5个一号文件曾在农民中引起很大响应,农民们盼望年年都能出个这样的文件。相隔18年,再出台针对农业的一号文件,表明中央不仅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而且开始以文件形式落实了。”

  文件体现三大政策调整

  温铁军认为,此次出台的文件体现出三大政策调整。

  第一,文件清晰地说明农民增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种粮农民。

  1997年以来,我国粮价连续几年走低,近年来甚至出现了粮食的投入比产出还大的情况。去年,粮食产量跌破9000亿斤,跌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低点。再者,我国耕地面积也出现大幅下降,2001年以后,年减少2000万亩左右,目前已跌破19亿亩。

  温铁军认为,此次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政策保证种粮食农民的收入,是结合上述现实提出的。而关于农民增收问题,文件除了一般强调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之外,还突出强调,让传统农业地区的种粮农民得到实惠。

  第二,强调全国范围内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5年内,农业税收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到本届政府任满时可降低到3.4%。

  以前关于农业特产税的提法,是逐渐停止征收。很多发达地区如江浙一带全部停止了,但中西部地区仍在继续征收。实践证明,农业特产税的征收,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999年我国提出农业税制改革时,把农业税税率提高到7%,如果加上20%的附加税,农业税的实际税率达8.4%。

  “这是中央在农村的税费改革上作出的重大调整。”温铁军说,文件中,政府出钱支持农村的类似决策还有一些,比如给种粮农民以直接补贴、给粮食生产区以财政支持等。

  第三,是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上留下了很大空间。温铁军介绍,这主要表现在允许多种不同形式符合农户需求的金融创新。除了提倡外资、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外,更重要的是,允许社区范围内农民组成互助、合作的金融体系。

  他解释,合作金融就是指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在农村社区形成农民的互助合作金融和互助合作保险。“正规的、商业化的金融不可能应对高度分散的、兼业化的农户的信用需求,惟一可能形成服务于农业信用需求的金融是非正规、非商业化的金融,因为只有它能降低金融风险,降低教育成本”。

  农村改革仍面临艰巨任务

  温铁军认为,尽管一号文件提供了“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办法,但我国农村改革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年来对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的认识不清楚。”温铁军说,当年搞大包干的人曾经说,大包干解决了一些问题,却引来了更多的问题。首要问题就是农民的高度分散———出现了2.3亿分散的小农户。当时农民的兼业化经营即达70%,现在还是这个比例。从这一点上讲,我国农村改革25年来没有变化。

  而此次文件,也没强调这个问题。农民难于合作,引发了农村改革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垄断问题。

  温铁军说,他跑了30多个国家,做了大量比较研究发现,解决垄断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让农民形成合作组织。这是因为农民在单纯的生产领域合作没有效益可言。只有放开农民在金融领域、保险领域、购销领域以及加工领域的合作,甚至对农民合作社在城市中办的超市进行免税,将其收益返还农村建设,这些合作组织才能具备竞争条件,但这个办法在我国却一直没被采纳。

  “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像其他国家那样发展农民合作,必然会影响已在涉农领域中占有垄断利益的部门。”温铁军说,如果政府不从政策上帮助农民合作,反而把相关利益部门当成自己的儿子揽在怀里,又给资金,又给政策,只会让其产生更多的坏账和更大的问题。

  所以,不是农民不能合作,而是垄断部门难以放弃已经得到的垄断利益和垄断权益。从这个角度看,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直击农村改革的要害。

  他还认为,“尽管目前中央政府想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但县级以下的所有部门早已离农而去,很少为农民服务了”。例如,供销社、信用社以前是农民合作组织,现在已变成以赢利为目的了。还有一些部门,仍在以支农的名义开展业务,但每增加一点权力,向农民伸的手就会更长。“七顶八顶大盖帽,来管一顶破草帽”,就是形象比喻。

  更重要的是,这些部门现在又下达各种各样的文件,甚至要求立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部门利益不仅没有理顺反而得到强化的情况下,以部门文件和部门立法来规范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结果,必然使中央良政变成地方恶政。

  “这意味着,整个制度环境需要重新建构。而这一内容,也没有进入决策视野。”温铁军说,当然,不能要求一个文件把这么多年来积累的问题全部解决。此次“一号文件”作出的调整,就是实事求是地针对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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