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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的博客

三农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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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温铁军,男,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兼职:农业部、水利部、卫生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新华社首批特约经济分析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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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警惕城市化陷阱  

2012-12-07 09:46: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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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为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定调”。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被外界视为淡化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的信号。未来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带动?从此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后所发通稿的表述看,将主要依赖于内需,内需则被寄望于通过城镇化来实现。

城市化将如何拉动内需增长?中国又是否会遭遇城市化陷阱?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在新书《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中解读了城市化对内需增长的动力并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警惕的城市化陷阱。

解决经济发展困境还要靠加快城市化来促进需求增长

    从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形势看,我国既有走城市化道路的需求又存在走城市化道路的风险,这将主要取决于我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中国特色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中国一定能够在全球萧条中很快崛起。

    对此,有学者认为出路还是在城市化的发展上。因为城市化有巨大的内需市场空间。一方面,城市化可以提高对过剩金融资本的需求空间,有利于缓解当前产能过剩和对金融资本低需求的形势。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被压制了60年,如果把这个需求释放出来,中国仍然可以再增长20年。过去由于收入分配导致生产过剩被新的全球化导致的新的外需吸纳了,但目前可能出现内外需紧缩的双重困难,所以必须在分配环节上突破。这种突破往往会在政策制定时就变形。最大的变形在于中国发展的是城镇化,而城镇化会形成倒三七的比例,打工者70%在沿海,30%在内地中小城市,他们的饭碗在东南沿海,却因为家乡原因回到内地中小城市定居——城镇化政策出台以后,众多农民工会因为取得城市户口回到定居地,这也是导致沿海地区民工荒的重要因素。东南沿海这些最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反而得不到劳动力,提高了劳动力价格进一步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这样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研究中国结构变化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结构,一个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变化在前,社会结构变化在后,但是时间不能离太远。中国只搞工业化,不搞城市化,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是产生现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从数据上推算,经济结构属于工业化的中期结构,北京、上海已处于工业化后期,但是现在在社会结构方面,城市化率、中产阶级的比率、就业结构等还处于社会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我们根据国外的经验算了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结构落后15年,其实从1958年差距已经出来了,从1978年城市化已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中共和政府对工业化60年没有什么争议,唯一不大赞成的是城市化,1956年文件就是要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2003年、2004年才承认农业劳动力进城打工变成工人,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当前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内需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差距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不平衡发展造成的城乡差距,另一方面是体制造成的差距。对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城镇化道路是应对发展差距的措施,而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则是应对体制造成差距的措施。双管齐下就可能缓解矛盾。而如果按照西方理论,我们要么通过再分配解决问题,那就需要政府多做事;要么在初次分配方面解决问题,则需要老板多做事。现在我们在这两方面都难有政策突破。

防止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陷阱,促进新农村建设

    对此,另外有学者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落入“城市化陷阱”已经是重大教训。我们如果片面强调城市化来应对全球危机,也将会导致中国重蹈覆辙。

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向欧美看齐,除非让美国的城市化回到农村化去,也搞城乡统筹和农业问题。只有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特点与态势和西方的根本不同,才能谈城市化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就是我国城市化的另一种补偿形式。实际上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不是非此即彼的东西,不能割裂开来。加速城市化进程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而且我们最终应该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现阶段资本下乡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资本下乡还要结合一部分的劳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提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产业化经营本身就是资本下乡的一个过程。

    对于资本下乡,虽然具有资源匹配性,但是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怎么走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在农村的基础上发展农业合作,提高机械化程度,发展农村的政治经济民主;另一种意见是发展大农场,原来的土地归集体,农民变成工人。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走农业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还是走原来经典式的道路值得商榷。所以中央的这几个一号文件中的政策语言关于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方面,都没有把话说死,鼓励什么,不提倡什么都是弹性语言。

新农村建设要特别注意农村土地的资本化。现在所有的新农村建设都撤院并村、缩村让地,都是在农民的土地上开刀,开刀以后整个村变成大村,然后把地腾出来作土地的增值变现,这块实际上是资本和权力争夺最激烈的地方,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资产在继续分。

(请关注东方经济评论官方微博)

更多分析,请关注温铁军新书《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三农顶级学者温铁军:绕不开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中国如何才能爬出发展陷阱?)                                        

新书预告:

《危机中的中国思考》国务院参事夏斌:华尔街金融危机与21世纪中国未来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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